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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的“看到”

发布时间: 2021-09-24 08:49:15 | 来源: 工人日报 | 作者: 李润钊 | 责任编辑: 吴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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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电梯,在条形砖上走154步,碰到代表止步的点砖后左转走20步;乘坐电梯到三楼,右转走4步到第一片点砖,再左转走5步找到第二片点砖。这是在福建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从宿舍到艺术团排练厅的盲道路线。

先天性全盲的陈金灿对这条路很熟悉。计时器显示,走完全程,他只需要花大约4分钟。这是他近5年里来来回回3000多趟练出的速度。

去排练厅,是为了唱歌。每周有两天,由包括陈金灿在内的7名成员组成的国内第一支视障者无伴奏合唱组合会在那里合练。

他们给这个组合取的名字,叫做“看到”。

“海选”12年

2009年,看到组合第一次“海选”的场景,黄延平直到现在还记得。

在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的一间会议室里,人声嘈杂。视障者出门的机会不多,好不容易见面就聊个不停,本该紧张严肃的选拔现场被聊成了茶话会。

说是“海选”,其实也根本没“选”。一共8个人报名,无一淘汰全部进入正式成员名单。黄延平回忆,快要散场时,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以后每周排练两次,有没有人有意见?”

见没人反对,看到组合就这么成立了。

黄延平和陈金灿是组合里“最原始”的成员。1998年,福州市盲校收到了热心人捐赠的一套鼓号队装备和17件管乐器,靠着这些“家底”,学校音乐老师陈君恩组建起了一支管乐队。他把五线谱翻译成盲谱分发给学生,每天利用午休时间进行排练。当时正在学校就读的黄延平当上了鼓手,陈金灿吹起了黑管。两人不仅学会了人生中的第一件乐器,也练就了“不靠谱”的本领——因为眼疾,无论是演奏还是唱歌,他们都要事先把谱子背下来。

后来,黄延平不打鼓了,弹起了键盘,玩起了声卡,开始制作音乐。陈金灿也不吹黑管了,他爱上了话筒,学起了声乐。福建省残联要成立合唱组合,陈君恩首先就想到了这两个人。

玻璃体浑浊、视神经发育不良、视网膜色素变性……从小到大,黄延平几乎把能得的眼疾都得了一遍。随着医治无望,未来如何谋生成为他和家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对视障者来说,最“经典”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按摩推拿。

看到组合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学过盲人推拿。从盲校毕业后,黄延平也找了家按摩店就业,每天给人捏脚。3个月后,他把自己“捏”醒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经过一年准备,他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钢琴调律专业。

出生于1993年的李燕冰曾经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青光眼,她很可能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护士。53mmHg,23mmHg,49mmHg……李燕冰把自己的眼压测试结果形容成一张K线图,有起有落。但即便在她眼压最低的时候,依旧超过了正常范围的最高值。眼疾就像小偷一样,一点一点地夺走她的视野。

2017年,李燕冰从三明老家到了福州,成为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的团员并加入看到组合。除了爱唱歌,李燕冰并未接受过系统音乐训练。每次遇到新的曲子,她都要先请一位朋友念谱,自己翻译成盲文后再提前背下来。即便如此,4年下来,李燕冰从没想过放弃。因为相比之下,她更想逃离成为“盲人按摩师”的宿命。

数据显示,在我国,视障群体数量超过1700万人,其中盲人数量超过800万人。而根据中国残联 2020年公布的统计结果,我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总共只有 861.7万人。就业难度大、选择少,是绝大多数残疾人要面临的难题。

看到组合成立时的“无门槛”设置,是因为当时大家就料到,作为一个由视障者组成的非营利性音乐团队,一定会有人中途退出。果然,12年间组合成员多次“换血”。每年都有人离开,每年又有人加入。陈金灿大致算了算,前前后后来了又走的有16个人。他说:“组合成立了12年,‘海选’也持续了12年。”

不过,当初在组合成立现场的任何一个人大概都没想到,12年后的今天,“看到”还在唱着。

如果音乐有颜色

2010年,黄延平就曾退过团。那时候他给盲童上钢琴课,一堂课挣150元。每周的排练不仅没报酬、花时间,还要自己贴补交通费和餐费。“再多的热爱也敌不过生存的现实。”

黄延平离开时,由他创作的组合同名歌曲《看到》刚刚完成合练。就这样,这首歌的首演时间一推再推,直到一年之后,黄延平重新归队。他说,兜兜转转再回来,是想把没唱完的歌唱下去,也是想实现组合命名的初衷——被看到。

“别说我看不到,我真的看得到,我真的听得到,我真的能感觉到……”2011年,在一档由地方电视台推出的合唱类真人秀节目里,《看到》第一次被搬上了电视屏幕。那一天的很多细节黄延平早就忘了,但有微弱光感的他记得,舞台上强烈的灯光照得他眼前又白又亮。台下观众的掌声让组合成员知道:这一次,他们真的被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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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组合的成员们在排练厅的一角合练歌曲。

在那档节目里,看到组合止步于全国十五强。不过,“被看到”的热度让他们在赛后频频接到各类演出邀约。在那之前,这个组合一年的登台次数“五指可数”,后来演出能从年头排到年尾,演出费也从最初的每场200元涨到了800元。

“但热度终究会过去的。”陈金灿的演出服挂在排练厅的一侧,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依稀能看到灰尘。距离他上一次穿演出服,已有近两个月时间。最近几年,看到组合能接到的演出数量又回到了“五指可数”的光景。更令陈金灿感到唏嘘的是,如今在网上仍能搜到的他们当年参赛的新闻里,所有成员的职业依然被标注成了“盲人按摩师”。

9月12日是看到组合排练的日子。如果不是福建省内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们本将在9月18日举行的福建省音乐舞蹈节汇报展演中登台。这天,李燕冰的状态比平时兴奋了许多,排练过程中,她不时将右手举到面前来听清自己的声音。

没有指挥、没有乐谱、没有提词器,视障人士进行无伴奏合唱,只能通过身边人的呼吸,来判断每一个乐句的始末和每一个气口的错落。在排练现场,黄延平一边通过敲击钢琴面板、踩踏地板等方式,为组合成员统一节拍;一边循着每个人的声音,反复修正大家在演唱中的音色、声调、咬字。

默契,必须通过长期排练来形成,而排练又是最磨人的过程。由于常有老成员离开、新成员加入,即便是已经唱过上千遍的曲子,不时也要从零练起。

1976年出生的林鹏是目前组合中年纪最长的一位。为了排练,他要坐上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福州城北到城南,结束后再原路返回。即便如此,每次他都是第一个到达排练厅的人。

林鹏是一名钢琴调律师。“一台钢琴的零件少则8000个,多则1.2万个,每台琴还有200多根琴弦,张力达到数十吨。”多年下来,经林鹏之手调修过的钢琴超过2000台。在他的讲述中,调音并非旁人想的那样浪漫,而是一项辛苦的精细活。但也正是这件“苦差事”,让林鹏得以实现温饱,在黑暗中立足。

林鹏“入伙”是在2011年,正赶上组合最红的时候。不过,他唱歌不为赚钱更不为谋生,只是想为与自己日夜相伴的黑暗增添一抹色彩,“如果音乐有颜色,它一定是彩色的”。

视,而不见

伸开盲杖,打开手机导航功能……9月12日排练结束后,林鹏独自走出了管理中心。虽然从小就开始练习,但直到现在,只要离开家门,他仍然可能因为盲道上的障碍物或导航软件的细微偏差而迷失在大街上。林鹏说,自己最喜欢的出行方式是坐公交车,因为即使错过了站点,只要在终点站折回,一样能抵达想去的地方。

视力的缺失,给林鹏造成的最大困扰是因“视而不见”产生的强烈不安全感。为此,他的“凡事早一点”的习惯几乎变成了一种强迫症。有一次,林鹏下午3点要接站,结果上午11点时他就已出现在火车站站前广场上。

就连学钢琴调律,林鹏最初的想法也既简单又实际:当时福州视障调音师极少,“有一技傍身,至少不会饿死”。

调修钢琴需要上门服务,除此以外,林鹏跟健全人的世界几乎再无直接接触。工作时,他会尽量减少与客户的非必要沟通,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视力时,他就会陷入沉默。

当调音师之前,林鹏曾在酒吧驻唱。现在,他的电脑里“藏”着十多首录制完成的原创歌曲,可他只把它们当成心情日记,完全没有公开发表或上传网络的打算。

在陈金灿的宿舍里,摆着十多个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麦克风。这些单价不超过300元的“宝贝”,都是他从福州的二手电子市场淘来的。为此,陈金灿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收废品总管”。

录音、配音、制作线上广播节目……麦克风是陈金灿用来对抗孤独的武器。除了每周两天的排练和逢年过节,他几乎就“长”在了宿舍里。管理中心食宿全包,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每月发放的1500元补贴足够其他花销,摆着4张上下铺的小房间,成了陈金灿最舒适的“大天地”。

就连曾经拥有过明亮视野的李燕冰,在失去视力的过程中,也逐渐与过去的朋友断了联系。慢慢地她发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基本全是同病相怜的视障者。

虽然不喜欢推拿,但黄延平却把电影《推拿》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影片中呈现出的盲人与健全人之间的疏离感让他感同身受,“就像刚结束不久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虽然残疾人运动员的精神让人感动,但在受关注度上,残奥会还是比不上前者”。

按比例计算,在我国,每80个人中就有一名视障人士。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却很少在公共场合见到包括视障者在内的残疾人群体的身影。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处于“隐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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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挂在排练厅一侧的演出服,也在“等待”重回舞台的时刻。

不过,黄延平很多时候也分不清楚,究竟是世界对视障人群视而不见,还是视障人群对世界视而不见。几年前,他曾提出借助短视频和直播方式提高看到组合的人气,然而,出于对网络上少数针对残疾人士负面评价的恐惧,组合里大多数成员对此并不赞成。

可是如果不往前走,又怎么能“看见”世界并且被世界“看见”呢?

其实我们都一样

从多年前离开按摩店起,黄延平就决定要主动去“看见”。

由于眼疾,在黄延平小时候,广播和磁带是他了解世界的主要媒介。那时候为了打发时间,他把马季、侯宝林等大师的相声听到倒背如流。没想到,这不仅让他这个福建人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学会了许多说话的艺术。“会表达,是与人交往的第一步。”

在日常交谈中,由于视障者看不见别人的表情,常常一说起话就停不下来。为了改掉这个毛病,黄延平大学毕业回到福州后,专门给自己报了个礼仪班,学习“听”和“看”的技巧。

“听”就是听环境,“比如我说完一句话,周围的人都不接茬,很可能就代表这个话题该适时停止了”。“看”就是要面对对方,“虽然我看不见,但可以根据声音来源‘注视’说话者,让对方感到受尊重的同时,也更乐于与我沟通”。

改变的效果很显著。到目前为止,黄延平是看到组合中融入社会程度最高的人。他多次为电视台音乐类节目伴唱,并慢慢在音乐行业里为人所知。现在,为不同的需求方制作音乐,成了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2018年5月,黄延平和在视障者音乐推广上有一致想法的朋友顾苏强在厦门组建了一支名为“逆光”的乐队。3年时间里,两人把乐队表演的场所设置在海边、商圈,同时在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逐渐在线上线下都开拓出了一片演出市场。目前,乐队单场直播能够吸引上万人观看,产生3000多元的收益。

不久前,逆光乐队还在厦门办了一场“黑暗演唱会”。整个音乐厅没有一丝光亮,无论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都只能用双耳来捕捉空气中的音符与歌声。

在盲校就读时,林鹏常听人提起曾经在学校里存在过的盲人综合工厂。学生们上午上学,下午就开始搓草绳、编草席、做竹篓。“盲人也要自食其力,盲人也要为社会做贡献”是当年的视障工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听老师说,上世纪90年代,盲人工厂一线工人每月工资有200多元,赚得不比健全人少。”

想要努力摆脱“隐形”状态的,不止黄延平和他的朋友们。在上海,一支名为“不靠谱”的电音乐队同样由视障者组成;去年,天天引来顾客排长队的“熊爪”咖啡店是由听障人士经营的;在全国多地,都有聋人外卖员的身影……

9月初,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对“残疾人权益”进行了专节部署:“促进残疾人的平等参与和社会融入,加强对困难和重度残疾人帮扶力度,保障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上帝忘记给我一只翅膀,望着和我同样的你,我想我们能够一起飞翔。”这是黄延平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单翼天使》中的歌词。十多年过去了,他对其中的“同样”二字有了不同的理解,“在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里,每个人平均有8年的生命是在残障状态中度过的,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大家都一样。”他还引用了最近听到的一句脱口秀演员的话:“所有人都有‘问题’,只不过,我们的更明显一点。”

我等待的大舞台还没来

黄延平的孩子也患有眼疾。由于福州市盲校只接收6岁以上的学生,今年暑假后,他只能把才4岁半的孩子送到泉州市盲校就读。他自己则开始了在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地间奔波的生活。

为了最大限度协调成员的时间,最近一年多,看到组合一直坚持的每周两次合练调整成了“每月8次”。眼见看到组合与逆光乐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核心成员黄延平分身乏术,有人猜测,“这一次,‘看到’或许真的快走不下去了”。

不过,身处其中的人并不这样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看到组合原定的演出被迫推迟,组合的排练也暂停了。但李燕冰依然坚持每天在宿舍里背谱、练嗓。

今年初,李燕冰病情加重,一直还有残缺视野的她如今眼睛只剩下光感。此前,每次往返排练厅都是她给陈金灿带路,现在两人也互换了角色。

对李燕冰而言,虽然脚下的路突然变得更加模糊,但音乐的路却依然清晰。她把最近一次排练时的录音发给了在三明的母亲,“我等待的大舞台还没来,那就先在家里的小舞台上激起点‘水花’”。

作为唯一一位12年“在岗”的成员,陈金灿早已将看到组合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流动的人员、定期的排练、偶尔的演出……在他看来,这种既珍贵又似有若无的连接,总有办法延续下去。

何裕杰就是即将加入看到组合的新人。最近每个上午,他都会坐在钢琴前,侧着头,闭着眼,将耳朵紧紧贴着手机,听着黄延平此前发来的伴奏曲,试图找到每一处变奏、每一个停顿背后的逻辑。对他来说,这是新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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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加入看到组合的何裕杰侧耳听着手机里播放的伴奏曲。

承载着最初理想的“看到”还能走多远?面对这个问题,黄延平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在沉默的间隙,他的手机读屏软件不时发出声响,那是他此前为看到组合四处联系演出收到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