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的“画匠”
《本雅明书信集》的样书，是金晓宇去年12月份在医院拿到的。金性勇把书送到医院门口，由护士转交。翻译这本德文书，小宇花了两年多时间，煌煌53万字。
在家期间，小宇自学了德语和日语，巩固英语。他认为学习语言的经验是相通的，最开始看德语教科书，然后看翻译相关的专业书，再之后读原文小说。“我学一门外语，至少要读20本原版小说。”金晓宇说。
有时原文看不懂，他就去图书馆拿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查。在浙江大学图书馆，他看完了几乎所有德语和日语教材。
早期，他用收音机听广播。“在短波收音机上可以收听到英语和日语广播。我从小就用那台收音机，用了十多年，后来家里买了电脑才开始看剧，日剧看了60多部，就为了学语言。”
每次翻译时，他都先将原文通读一遍，再十页十页地翻译。每十页再次通读，每三十页做一次备份。翻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期间，导演的每部作品他都至少看了两遍，书中提到的电影细节还会反复对照。
小宇用过三台电脑。第一台是父亲花一万多元买回的大联想机，小宇发病时家里电器都被砸坏过，但没砸过电脑。还有一台崭新的、键盘上覆盖着一层保护膜的笔记本电脑，是表哥最近送来的。
强度最高时，小宇吃完早餐就开始翻译，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为了保持好体力，他每天用一个小时，散步三个公交站的距离。
他的翻译语言平实，常用短句。读者评价他的文字“准确又细腻，比原文还好”。有时他去图书馆看到长长的借阅记录，觉得“更加不能出错”。对待注释他也十分较真，多年来，文稿的“第一读者”金性勇只挑出过一处错误。
十年翻译22本书(其中2本未出版)，内容横跨小说、电影、音乐、哲学等多个领域。小宇自己写道：“据业内人士反馈，这个速度相当了得。殊不知里面有多少自己的努力和老天爷的恩赐。”他觉得老天既然赐给了他这个本事，就得往前赶路。
小宇觉得自己“不是天才，是个‘画匠’”。翻译就像描画，描得越贴近越好。
翻译的稿费并不高。他曾跟父亲说，苦是苦，乐趣也有不少。“如果我不得病，可能就把时间浪费掉了，我把这事儿好好做下去，你也不要太为我难过。”
他在这600多万字中，搭建了一个属于很多人的世界。他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场景。
他几乎从不主动表达，但他在这庞大的文字世界里歌舞哭笑。没有了形体的紧绷和束缚，那是一个自由舒展的地方。
“小车不倒只管推”
大约一个月前，小宇出院回家了。金性勇临近家门才敢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50岁的金晓宇抱住父亲大哭出来——这是他在不发病时鲜少出现的激烈情感表达。通常，他看起来面无表情，也许是常年服用稳定情绪药物的副作用。
他拿起笔，在纸上回忆起和母亲的往事：“母亲在很大程度上规划了我的翻译生涯。按倒叙来说，她通过校友会与留校教课的陆教授交流沟通，再通过陆教授的女婿的篮球朋友，也是出版达人杨先生为我谋得了第一个试译的机会。”
母亲曹美藻不仅是当年的高材生，还培养大儿子考入复旦大学，大儿子后又到澳大利亚定居。唯有小儿子小宇成为夫妻俩最深的牵挂。
曹美藻对小宇管得很严，按小宇的说法，“她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替我)扳动轨道”。小学时，她让小宇转去更好的学校，长大后小宇想学历史，她却想让他学国际贸易，也想尽办法让他变开朗。小宇很在意母亲的话，却又不知所措。
“她生病之后，对我的控制力减弱了。”小宇说，语气中不知是轻松还是遗憾。
小宇译的书，被堆放在客厅一块木板上。这木板下就是母亲生前常用的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是小宇“失控”时也没有碰过的另一件“贵重”物品。
母亲踩着缝纫机踏板的声音，就像一支摇篮曲。小宇穿着母亲做的衣裳，四季觉得温暖，小宇不砸它……
曹美藻“痴呆”了三年，小宇从没对她发过脾气。买菜，洗脸，每两小时接一次大小便，抱着母亲上下床。他记着母亲的好。
当小宇从医院回来，想要“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母亲”时，她却毫无知觉地走了。
小宇记得母亲常说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问我，随即自己给出了答案“就是我生病了也要把我推出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这是她生活的信念。小宇的车没有倒，那就得继续往前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