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
杨洲
因为地震时楼房垮塌导致我成为高位截瘫患者，肚脐下失去知觉，双腿自然也不受神经支配，无法行走。这样的描述如果不太清晰的话，有一个作家和我的身体状态很像，我受伤后看了最多的就是他所写的作品。许是同样的人生际遇，我在看他作品的时候，字里行间会有不少的感同身受。他的名字叫史铁生。最早接触史铁生的作品是读书期间出现在课本里的《秋天的怀念》。看到了他瘫痪后脾性的改变，看到了一个伟大母亲的爱，看到了人世间的生离死别。最早接触时并没有太大触动，就是感觉作者为什么不能好好陪陪母亲？让这个可怜的母亲在死前也满是遗憾。
再后来，就是我受伤后，偶然翻阅起这篇文章，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之后得空便也花了不少时间去读他的作品。许是同样的遭遇带来内心深处的认同感，让我对他的文字颇为着迷。我想用什么称呼来称呼史铁生？思来想去，直呼其名，肯定不妥。他是一位文学上的前辈和老师。正所谓“达者为先，师者之意”，这“先生”二字颇为合适，所以往下便称之为史先生。
史先生出生于1951年，1972年一场大病导致史先生的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也治疗无效。在21岁生日这一天，他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在21岁的年纪遭遇此等疾病，颇为不幸。这一点，相较于史先生，我的经历还要提早一些。我出生于1991年，瘫痪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在未满17周岁的年纪便领略了这瘫痪的苦楚。史先生瘫痪后很喜欢去一个地方，地坛。因为那里人少，够安静，能够一个人想想事情，关于人生亦或者关于死亡，那也是一个能让情感稍受慰藉的地方。
我除了每天锻炼，读书以后的另一个事情，便和史先生差不多。我家周围没有地坛，那时候都是板房。板房居住区里肯定是没地方可去，不过有一个地方倒是颇让我想去呆呆，那便是老家。老家离板房虽说不远，但是也有一段路程。自己推轮椅在平整的路上自是没有问题。不过去老家的路上有一段不平整的泥巴路，那段路自己推的话很容易侧翻，所以母亲听闻我有此意，便推着轮椅送我过去。
其实也并不是说瘫痪后就要找一个地方自己呆呆想事情，也不是就要模仿史先生去找一个类似“地坛”的地方，而是正如史先生一样，想找一个这样人少的地方，有些逃避的初衷，也有些独处的想法，还有想寻这么一处地方让时间来安静地抚平内心的创伤。
地震后，我的老家以及周围的邻居家都成为了危房，所以除了几家影响较小的外，其他的都拆除了。母亲陪我去安徽接受治疗的初期，老家便被拆除完毕。我在地震中受伤对父亲的打击也颇大，所以父亲那时候一心放在工作上，在疯狂的体力劳动中分散伤悲和注意力。拆除老家的时候父亲没有去管，也不想去管。最后家里还能用的东西都被某个邻居拿回家里去了。等母亲回到家听别人说起的时候，也是颇为感叹，就说了一句话：“人出事以后，啥东西都被人拿了。”母亲没有责怪谁的意思，只是对此事颇为感触。
刘曦林《春之律》
所以此刻，老家这里已经没有房子了，就是一片空地。照理说没有什么可呆可看的东西，但是我还是颇为喜欢。因为此处，我感觉很温馨。周围邻舍都搬去板房了，所以这里鲜有人来，这也是正合我意。母亲陪我坐了一会，对母亲来说这里实在是无聊，所以便对我说：“老幺，我先回去了，有事给妈打电话。”我点点头，目送母亲离去。她的背影比起去成都上班的时候苍老了好多。在孩子身上的痛苦总是会成倍的给母亲，就像史先生说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相比史先生，我是十七岁截瘫，年纪的提前怕是会给母亲的伤痛更大一些。母亲在我面前不知说过多少次：“要是能换就好了，把我的脊髓换给你。我老了，瘫痪也没关系，可是你还年轻……”每次这样说，母亲都是一脸无奈。她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她又希望着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好起来，只是还是要独自承受最终的无能为力。这是母亲苍老得这么快的原因。我时常想，要是我没有遭遇地震受伤的话，母亲的头发肯定不会白得这么快。因为外婆如今都少有白头发，而母亲相比外婆的话，要年轻多了，但白头发却多于外婆的。从母亲在阳光下刺眼的白发，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从中传出来强烈的悲伤和打击。
当母亲消失在视野尽头的时候，我转过头来看着老家的位置。虽然没有了当初的房子，但是周边的环境也和儿时相差无几。门口那一大片爷爷种的竹子长得是愈发茂盛了，如今因为无人管理，竹林里变得有些杂乱。我想起小时候在里面玩耍的场景，隐隐间似乎看到穿梭于其中的身影，听到了埋藏于竹间岁月中的欢声笑语。一阵风吹过，将我从遐想中唤醒，落下一片竹叶在我头上，我取下拿在手上把玩。竹叶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有一点淡淡的竹子气味，样子也和当初一样。时隔多年，人从年幼到了青年，模样变得愈发成熟，可竹叶却始终如初，只是不知已过几代。门前空地处，是母亲在我出生前亲手种的几棵水冬瓜树。在我童年的时候，此处也是充满快乐的地方。父亲会在两棵中间距离不远的树间绑上一张吊床，绑好后我总会第一个爬上去在上面睡觉还有各种摇晃。记得一次摇晃的力度过大，我从中摔了下来，惹得父亲哈哈大笑。而母亲则跑上前来问我有没有摔到哪里，回答是没有之后，母亲皱着的眉头松缓开来，嗔怒地说到：“下次小心点！”吊床的高度是父亲设的，底下也是树叶和有些松软的泥土，所以父亲的第一反应是笑，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摔伤。而母亲则不管其他，只管思虑若是摔倒了，那会不会受伤，因此会上前关心询问。这便是父亲和母亲的不同之处，也是男人和女人的一些区别。男人的思维方式偏向理性多点，而女人的方式则偏向感性多点。男人和女人不仅仅只是身体构造不同，在思想上也颇有不同之处。正因如此，男女之间可以取长补短的成为一种互补状态。
在水冬瓜树旁边，是我家与邻居家的三块田。我家的田地最常种的就是红薯，叶子可以拿来喂猪，红薯可以当作食物。我记得婆婆生前最爱烤红薯给我吃。婆婆烤的红薯特别好吃，不会过焦，总是烤得刚刚好。那是我小时候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婆婆每次看到我很享受地吃烤红薯的时候，她总是笑得特别开心，眼睛会笑得眯成了一条缝，然后对我说：“慢点吃，慢点吃，杨洲儿只要啥时候想吃，婆婆都给你烤。”婆婆的话似乎还在耳边，久久未能飘散。想起婆婆，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不为其他，就是想念。婆婆的坟墓在竹林那头的田里，轮椅推不过去，但是从老家门口是能看得见的。我看着婆婆的坟墓，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我就在这个位置，婆婆弯腰在田里劳作，不管是锄草，还是种豆，婆婆那时候总会时不时地抬起头看看我这个孙儿有没有乱跑。这一次，婆婆依旧在那个位置，只是安静地停留在盒子里了，不能再抬头看我。我对着坟墓说：“婆婆，我现在想吃烤红薯了。”婆婆还在的时候一定会放下手上的劳作，回复我说：“好，杨洲儿，就在这等下，不要乱跑，婆婆马上去给你烤。”隔不多久，婆婆手里就会拿着一块烤好的红薯出来，还会有一句叮嘱：“有点烫，慢点吃，不要烫到嘴巴了。”只是如今，我的话只换回一阵长久的寂静。人终究还是会走向生离死别的路口，先是与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是自己与世长辞。谁都无法逃避，谁也必然经历。
想起史先生，想起地坛，想起我自己的经历，看着老家，心生诸多感慨。人生，总是这般五味杂陈，我想，不管如何，还是得学会坦然视之，继续向前，如此，便好！
作者简介：
杨洲，一个喜欢文学的汶川地震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