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来，新闻采写与散文创作，已成为崔海昀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前者是工作需要，那么后者则是个人爱好了。认真严谨的崔海昀把二者都作为平生事业去对待，去脚踏实地全身心投入和践行。
在海昀的意识里，二者是互为补充互为丰盈互为完善的。前者能驱使她不停顿地走进火热的或冷峻的却异彩纷呈的生活，这无疑对后者是源源不断的输血供给；而后者又能给前者做一些思想的灌溉和文本的润泽，何乐而不为！
海昀的意念拙朴且单纯，执着地支撑着她敬业而虔诚地写出了几十万字相关人物与事件的访谈和通讯 （叫作文艺通讯也未尝不可）。她曾陶醉在这一文本的写作里，乐此不疲……
这并不是两条轨道一样不可交叉的平行线，相反，它们是两条随时可以交织可以在一起纠缠又可以抖动开来的绳子。
其实，像前者那样无形的绳子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绑缚了作者，禁锢了她的思维，约束了她的想象，影响了文本结构和语言运用。这并不是个体现象，许多新闻人一旦跳槽文学创作，一生都难以完成理念与文本的艰难转型。
诚然，有海明威老先生把战地记者和小说家的事业干得轰轰烈烈；有白俄罗斯女记者兼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出了惊心动魄的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和代表作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细细思忖，是具体情境和生活场景的不同，导致作家本人思维模式各异，这个异，就是卓尔不群的个性彰显，是拒绝合唱的人格独立，是放射状思维所带来的生活视野和文学视野的开阔……
崔海昀渐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对文本的清醒，只有思维的清醒才能有之后的行为自觉，当然，这种认识也仅限于在文本之中。
大约是十年前吧，海昀进行了一番颇为艰难和痛苦的反思，用踏踏实实的写作和思考，来完成写作的转型。当然，自我否定是艰辛的，真正要廓清作品中的非文学因子或者彻底废弃貌似文学而品质上离文学还遥远的东西，是文学意识的嬗变和文本革命的自我担当。
可喜的是崔海昀靠着柔韧和毅力还有一篇一篇写作的行为，渐次完成着这个过渡。她的 《楼门上下》《沟南炊事》《青河》《南院里》以全新的文本姿态，一步步走近散文本质，我手写我心，真情抒写魂牵梦绕的乡愁意绪。
二
一个人的少年时期，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段落。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个阶段总能让人记忆犹新，也往往使人一生都刻骨铭心。
如女作家萧红的 《呼兰河传》《牛车上》《生死场》，大多书写了萧红少女时期、童年时期的生活感受和人生遭际，当然还融进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节积累和艺术感觉。命运的坎坷和性格的敏感，锻打着一个少女，也同时成就着一个少女。
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尚在摇篮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的江南，在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地镇江，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之后，又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近三年。她曾在后来的自传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贫穷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二者并不相通。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在美国人的世界里，我则将二者的门关上……在之后的 1931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 《大地》，她以同情心境和白描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奋、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描绘了江南农民的生活状态，向西方读者展示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中国乡村。这一切，盖源于少女时期的她，对中国江南农民的了解，她懂得农民最真切的苦难。
举例似乎有些多了，是为了牵引出少女时代的崔海昀。
海昀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河东襄汾的乡村和乡村的校园，是她的故乡也是她成长的乐园。
自记事起她跟着教书的母亲，到村民家里去吃派饭，一家挨着一家。乡村的土窑洞、砖瓦房、村巷、羊群、井台、田野、阡陌、沟畔、崇山脚下、汾河岸边，清晨的雾霭、傍晚的炊烟、春日的麦苗、秋季的玉茭、毛驴的嘶唤、孩童的欢闹……这一切乡村物象，构成崔海昀童年深刻的乡村记忆。而真正成了乡村意象的深沉内涵，则是这片有山地有原野的乡村主宰——五彩纷呈的乡民们，他们平淡而凡俗的日子，他们简约却也复杂的内面，共同编织成生生不息的乡间烟火……她的多篇作品里，倾情描摹出农耕时期乡村的宁静、祥和、恬淡、自然，乡邻之间的和睦和浓郁的人伦人情。她的笔触显然承袭了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宗法制度之下威严的印痕，这让人自然想到作者有些偏爱沈从文的情感趋向，审美风范和为文风格，起码有这方面的情感吻合。海昀的散文作品里，大多既有新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又有十分强烈的理想色彩和主观抒情的倾向。特别是多年之后，海昀离开了那片热土，又因为工作和感情因素时时以客人身份回访自己故土的时候，对故乡的眷恋和从心底的热爱使她时时忆及昔日故园的种种优美来，甚或把过往的故园岁月的贫困、落后、封闭、愚昧表现得诗情画意，有一种水墨画的意境之美和向往之美。在 《南院里》《沟南炊事》《文庙》《青河》《河沿儿》等篇章里，作者有意地回避了人性中丑与恶的一面，而是着力展示了左邻右舍、凡俗乡亲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那片并不遥远也并不富庶的土地成了海昀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情感依托和乡愁意绪。每每怀恋往昔岁月的时候，海昀那一团浓郁的心绪非但未被风化，反而成为愈加浓烈的乡愁。
海昀的性格是善良的。她用和善的目光观照着故土，在其主观愿望的驱使之下，家园便处处笼罩在一片平和的氛围之中。
海昀的性情是恬静的。笔下的故园在性情的梳理和取舍之下，尽量绕开了乡村的纷争、纠纷或是最为不堪的械斗，还原田园牧歌的和谐与宁静。
海昀的审美是唯美的、理想化的，既然故园成为一种精神家园，无论她的地域文化、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如何，在表现它们的时候，选取的展示角度、审视眼光和审美趣味，也都打上了极为强烈的个性化烙印。
另外，从她散文语言的运用上，能读出唯美、平和、从容、舒缓的诗意特质，这也是她审美追求的另一种表现。
三
崔海昀对故土是一往情深的，这种感情是执着的甚或执拗的，否则难以写出《崇山行记》那样的倾情之作。
崔海昀对故土是异常偏爱的，无论当下，还是以后，她会一如既往地把那片土地作为主要的书写对象，细腻而婉约地表现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村一户，温情脉脉地诉说一些生活零碎和寻常家事，并且以伦理和道德的评判给故土赋予一些含蓄的界定。
读罢海昀近期的文章，也是她十年来的主要作品，我感觉还有一些话要和海昀陈述清楚，因为文学也是一种对话，是作者与社会和历史的对话，是同内心的对话，也是同读者的坦诚对话。这十余年来，社会是剧烈变化的，而她这十多年来的作品，文章的蕴涵和意向显得单一和单薄一些。社会转型期农村的变革图景是多元而复杂的，农民、农村面临新的生存困境，两极分化，土地问题，这是需要真实而深入反映的。海昀的文章缺少了对这些不容回避内容的细致描写。
我认为，一个终生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对历史、对社会应有清醒的认识，用国际化视野观照当下的城市与乡村，是其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海昀怅然和失落的是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时期的田园风光和淳朴民风，是民情、礼仪、风俗、地域风物与地域文化。
她曾写道：“自从走出沟南的庭院，便离开了少年时的原生家园。岁月里回眸，庭院里的一窗灯火，常常会在遥远的时光那头洇出一片光晕，乡土乡情、纯美人性，是不羁旅途中暖心的故土家园。而灯下的人，早已风流云转，人声渺远。”
时间轮转间，农耕时期的地域文化早已风韵不再。正如某评论家所说，“这种‘黄昏落日’般悲壮无奈的农耕文明的消逝，正是转型时期的某种风景，而值得舍弃以待再生。”
这也正是中国农村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过程中的艰难蜕变和艰难历程，这也正是文学人应参与其中，且思考着并写作着的关键所在。
散文是最心性的文体，它最应当自由而率性，坦荡且本真，无拘无束，个性张扬，真诚地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体验，而不是去一本正经地书写。海昀的散文里多了一些“正”，缺少了一些“邪”，这“邪”恰恰是性情的活泼和生活的情趣，这也不是文本要求，而是写作理念使然。
真正的审美是容纳了审丑在内的大美学概念，如何在作品里引进和处理审丑的环节，这也是一个颇值思索的命题。
（作者：张行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临汾市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